现在谈女性解放，不光是个人事业问题，实际上关系到四个层面。
第一要求社会从政治经济角度，从法律政策层面提供结构性的变化；
第二从公司内部给予人性化支持，如在公司里提供哺育室，为产假回来的妈妈提供延长母乳喂养的便利条件；
第三是外部意识的转变，要意识到女性确实是人力资源竞争环境中的一半；
最后是女性自我认知的改变，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莉•桑迪伯格(Sheryl Sandberg)的那本书《Lean In: Women, Work, and the Will to Lead》虽然被很多人批评，但是我个人却很喜欢。
她认为，职场上尽管存在着大量性别偏见，但借口和理由不会帮助女性取得任何成就。相反，你应该相信你自己，全力以赴。这和我们所在的环境是非常吻合的，尤其是在大公司里，女性应该更大胆更有信心。我觉得这本书正中要害。我给我们亚洲管理委员会所有人都送了一本，并且告诉他们，这本书必须读。
我成长在中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时代。那个时候社会造就的完美英雄形象是和实际生活有很大差距的。那时候我的role model就是我的母亲，她是一个事业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，是军队里的医生，我还没有出生时她就已经是该领域不多有的几位女性佼佼者之一。她让我从小就不曾有类似“有些事情只有男性做得到，女性做不到”的心理障碍。
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磨难，更给予了我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。与那10年的经历相比，之后几十年生活中、事业上遇到的各种困境根本不值一提。我一直都对自己说，“文革”都经历过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一个多月前，我在纽约和我大儿子谈话时，他跟我说，“妈妈，我觉得我这辈子不会有你这样子的成就，因为我没有你的精神财富。”
要不是中国恢复高考，打开国门，我就不可能读大学，还到美国去留学。要不是美国当时的社会体制和环境，我作为一个亚裔女性就不可能到华尔街的律所工作，后来在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大公司里一路打拼，升任要职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，一直心存感恩，并且骄傲地当着工作狂。
投行高压高节奏的工作氛围，包括早年在律所的经历，让我养成了高效的工作效率。所有的事情都跟着案子和交易走，所有的人都是在玩命地工作，如果你工作效率低，加班的时间就长，意味着你陪伴家人的时间就少。对家庭生活的珍惜成了我事业上的另一种动力，因此我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。当你不忍心对身边的人狠心，就只能对自己更狠些。
于是，我接手的项目越来越多，管理的团队越来越大，但同时我又有三个儿子，我不奢求他们的每一次家长会我都能出席，每一次生日聚会都能像其他妈妈一样花一整天去准备，但我还是以我的方式去表达我对他们的珍惜。如果不是遇到重要项目路演，客户要求一定要我在场，否则心里没底，其他时候我都尽量跟家人一起度假。
CEO、母亲、妻子，很难说我更看重哪一种角色，因为人都是多面共生的。哪一个角色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一直在努力地把握着平衡。三年前，我先生骑摩托车带着我家老二去试车时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车祸，左腿粉碎性骨折，肋骨骨折，生命垂危。医生让我做好给他截肢，甚至更坏的心理准备。
那个时候什么最重要，肯定是救我的丈夫孩子最重要。我先生手术的时间我就守在旁边，他睡觉休息的时候我就把团队召集到附近的星巴克里边开会。但当时我们正在追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IPO项目，一样到了最关键的时刻。之后我的上司，摩根士丹利的全球首席执行官詹姆士•高闻也从美国飞到了北京。他跟我说，“玮，你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的会你可以不参加。”
但我还是安排好我先生所有的手术，安排其他的家人帮忙照顾，白天所有的会议照常参加，一个不落，晚上再住到医院里守着他们。
事情都是要处理的，但毕竟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有它们的轻重缓急。我一直都相信把握好节奏，完成好身份切换，就都能处理好。